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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者 捷 玲

霍东龄

世事无常，上周在外埠收到太太静娜的微信，告知捷玲走了。虽然，此前静娜已经和我提起过她的病情，但还是感到事出突然，心里一阵阵难过：“怎么走得那么快？”静娜怅然叹息：“本来要抽空去看看捷玲的……”的确我们俩都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读着朋友们追思捷玲的微信，隔着海，隔着山，我和静娜也遥寄我们对捷玲的深深哀悼！

静娜和捷玲曾经在海南农垦文工团共事，对捷玲素有好评：很有涵养，对人和蔼、真诚，在文工团业务能力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而我与捷玲既非同学，也非同事，我见过的捷玲要不在舞台上，要不在电视屏幕中，由于我很少看电视，所以我连“粉丝”都不够资格，直至到90年代初。

在广东电视台工作时的吴捷玲（右二）和同事们

很偶然地，由于业务上的缘故，也有旧友的关系，90年代初，我在香港访问了一家公司，捷玲恰好初到这家公司任职。大概都是海南知青的缘故，加上我太太静娜与捷玲相熟，我和捷玲也算是认识了。

其后的一两次交往中，捷玲告诉我，她出生在香港，早些时来香港旅游，试着找自己的香港出世纸，竟然找到了，并且很快就办妥了移居手续，太快了，以至于自己有点措手不及。我还感觉得到，她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不适应，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既陌生也说不上喜欢。和捷玲的一两次接触，我们感觉比较聊得来。

霍东龄的太太陈静娜（前）与吴捷玲在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捷玲打来的电话，说得很客气，说是有事要请教，想约我吃个饭，于是我们相约在港岛北角一家餐厅见面。

我们在餐厅坐下，几句寒暄之后，捷玲拿出一张“东方日报”的分类广告版，给我看上面登载的一则广告。这是一个招聘启事，版面约两寸见方，内容是新加坡广播局招聘普通话播音员。

捷玲所说的“请教”，就是由此而来：她想应聘，好不好？值不值得去？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认真看了看这幅很不起眼的分类广告，眼睛还没离开报纸，就毫不迟疑地对她说：“当然好！应该去！”

就我对捷玲十分有限的了解，我已经感觉到，她对于从商不但是一张白纸，而且以她率直天真和过于善良的性格，（“她认为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好人”----- 静娜语）她会很难适应商场的生态，甚至会增加痛苦。

我知道，商场上，有时会需要“花瓶”点缀，也的确有一些才艺女性，长袖善舞，穿梭往来于文商或政商之间，相得益彰。但是，捷玲不会适从于和甘心于做“花瓶”，她的才艺有着另一个广阔天地，但一定不在商场，她的人生理想不会放在这个基点上。

听了我的意见，捷玲笑笑，告诉我她已经向新加坡投档应聘了，还同时寄去了两盒录音带，里面有自己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播音录音。----- 我真为她的决定感到高兴！

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艺宣传队工作期间的吴捷玲（前左二），左一是杨苗青，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已去世。

刚刚从海南农垦调回城的吴捷玲（左）和兵宣战友聚会

又过了些时间，我们再次见面，她告诉我新加坡广播局来了两人面试，谈了薪金福利，薪金水平比在香港翻了一番。我感觉这也是很不错的条件，简直是天赐机缘，可以确定下来了。

和捷玲喝茶闲聊间，话题就撒开了。

新加坡广播局为何不在本国招聘呢？按说新加坡超过七成的居民是华人，能说华语的不在少数。退一步说，也可以在台湾招聘吧？----- 因为他们指定要的口音是标准“普通话”，不要本地带马来腔的“华语”，也不要台湾腔的“国语”。

为什么不在国内招？里面人才济济。----- 手续实在是太麻烦，当时可以说完全行不通。

想想也是，所以堂堂新加坡广播局，才会在香港非上流报纸上投放一则豆腐块广告，试试运气。

而这个运气，恰恰就被捷玲抓住了！或者说这个天赐良机别无他选地落在捷玲身上了！

对此事我常慨叹，这是双方的缘分，更是捷玲的造化！

就像捷玲匆匆移居香港一样，她又匆匆去了新加坡，我和她也就失去了联系。

1998年年底，广州知青举办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大型歌舞晚会《与共和国同龄----我们永远年轻》，吴捷玲特地从新加坡广播局赶回来担任晚会主持人。图为吴捷玲（右）与参加演出的兵宣战友符子敏合影。

事过几年，大概1998年前后，我因业务前往新加坡。抵达樟宜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出了机场打了辆出租车前往酒店。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约莫五十岁的阿叔，操华语，他的车子收拾打理得格外干净舒适。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都是电台广播最忠实和最挑剔的听众，这位也不例外。收音机里正轻声播放着节目，音乐停顿之后，我不大真切地听到一个女声正在叙说着什么。我忽然联想起，捷玲不是在新加坡嘛？于是我没事找事，纯属闲聊地问司机阿叔：“请问您知道有一位叫吴捷玲的电台播音员吗？”

司机阿叔立即朗声应到：“你说吴捷玲啊？！这就是她，这就是她！”随即，他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大了些，这回我听得真切，收音机里传出的正是捷玲的声音。

“我们最喜欢听她的节目了！”“我们最喜欢了……”“她讲的好，声音又好听……”“我们最喜欢她了”一边开着车，阿叔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阿叔知道我和捷玲份属朋友后，又重复了好几次“我们最喜欢了……”，一路上跟我聊着捷玲播音的话题。

我不是很确定阿叔所说的“我们”，是指出租车司机们？他的亲朋好友们？还是他的街坊邻里们？……又抑或兼而有之？

不大费功夫，我通过在新加坡的朋友得到了捷玲的联系电话，于是我和捷玲相约在一个酒店共进早餐。

在一个太阳初升的早晨，我和捷玲又见面了。彼此打过招呼，互致问候，她立即先向我表示道歉，说是因为工作很忙，一会儿还要赶回电台，晚上还要忙，所以只能抽早餐时间见面……

几年不见，看上去，捷玲的精气神要比在香港的时候强多了，言谈举止间还多了一份知性的职业干练。

我把司机阿叔和我的对话向她叙述了一遍，末了，我说：“看来你的事业在这里很有成就。”听我所言，捷玲很开心。她问候了静娜，我们又相互询问和叙述了各自的的近况。

谈话中我了解到，捷玲在电台不但要主持播音，而且还要做些文案和编辑的工作，很多工作需要一肩挑，所以比较忙，时间排得满满的。几年下来，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也很享受这种工作的节奏和成就。我还了解到，她在新加坡不但有了众多的“粉丝”，而且已经逐渐建立起了新的朋友圈。

图为1998年年底主持广州市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大型歌舞晚会《与共和国同龄----我们永远年轻》时，吴捷玲（左六）与兵宣战友合影。右一为兵宣战友、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演员队长林健。

踩着上班的钟点，捷玲与我匆匆告别而去。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忽然觉得，她的生命轨迹的转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转变，甚至也超越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意义了。

捷玲在新加坡率先以一口清晰而亲切的“普通话”，讲述故事、议论市井、对话人间……这一切通过空中的无线电波（Airwaves），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到新加坡、以及邻近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众多华语人群中；再联想起司机阿叔所说的“我们”，这种民间的文化信息传递和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力 ---- 由此我感悟到：捷玲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一个民间的跨国文化使者的作为吗？！

捷玲以一己之力，做出一个跨国文化使者的效应，我顿时肃然起敬！

大约又过了十年，我和静娜在新加坡同一个酒店再次邀请捷玲一块共进早餐。十年过去，她神采依然，眉宇间多了几分淡定。她告诉我们，她现在的工作和以前相比，多了些培训和辅导的工作 ---- 使者如故，使命依然。这天，捷玲和静娜聊得很欢，一切看来都还顺利！早餐过后，捷玲又匆匆上路了。

……

时间回到眼下，捷玲说走就走，还没来得及和我们告别，就匆匆而去……

只是这次，却是再无归期了！

匆匆离我们而去之前的吴捷玲最后留影

我和静娜哀伤无语，追思再三。我这连“粉丝”都还不够格的人，却成了对捷玲的崇敬者。

不管她的生活曾经有多少不幸和坎坷，也不管世间曾对她有多少不公的碎语闲言，我看到 -----

她所创造出的文化效应，她对中文语言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令那些耗资不菲而效益不彰的一众“孔子学院”难以比肩。

她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无意地、也是当之无愧地扮演了民间跨国文化使者的角色，以善良的人文关怀、专业的编撰和播音所创造的成就，独一无二，熠熠生辉！

向你致敬 ---- 使者捷玲！

2017年7月29日

注：文中图片为编者所选辑

作 者 简 介

霍东龄，广州老知青，上世纪70年代初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西联农场。1977年高考回城后，先后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与北京邮电学院。1997年，他牵头创办“京信通信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他热心知青活动，直接参与筹建了粤海农垦（兵团）知青网，是网站核心组成员之一。后与旅美学者、作家、同为广州老知青的苏炜合作，为苏炜作词的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史诗组歌《岁月甘泉》作曲。

组歌《岁月甘泉》2009年获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图为霍东龄（右）与原兵宣人、粤海知青合唱团团长韦小美（中）领奖后合影。左一为粤海知青网秘书长虞耀华。

来源：搜狐                                              时间：2017-08-01

【霍东龄校友简介】霍东龄，我校77级无线电通信专业校友，原籍广东南海，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1971至1978年初，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学习。1982至1987年在广东省微波通信局微波站工作（1983-1986年在北京邮电大学微波通信专业学习）。1987年调至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华南分公司工作。1995年与友人合作创办京信通信，2003年京信通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霍东龄出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经过逾10年的发展，京信通信集团已发展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无线覆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全球业务蓬勃发展，霍先生本人亦获得CNBC 2006年“亚洲商业领袖奖” （Asia Business Leader Awards 2006）之“香港年度CEO” （Hong Kong CEO of the Year）奖项。

霍先生热心于公益，多年来先后投入逾百万元资金捐资助学，在公司员工身患重症、各种重大灾害发生时，霍先生也总是带头捐款，扶危济困。

作为业界领先企业的掌舵人，霍先生在通信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低调的为人、稳健的经营风格、富远见的经营策略，一直为业内人士所认同和关注。

1977年恢复了高考，大批对知识充满强烈渴求的知青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由于期间中断了11年，当时参加考试的大多都是下乡好几年的知青，霍东龄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因为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大学里很快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经过7、8年的技术维修工作的他在1990年下海经商，1995年他和同班同学张跃军一起创立了京信通信公司。如今随着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市场的壮大，他已成为身价超过20亿的上市公司主席。这30年，从一个知青到上市公司的总裁，霍东龄每每回忆起那段在华工的求学生活都会十分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是缘分。”我们的故事也从“缘分”开始……

“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缘分”

5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贫苦，经历过不寻常的磨砺。71年，霍东龄跟大多数同龄人一起，开始了知青生涯。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教育停顿，以至于霍东龄连小学的数学计算都没有良好地掌握。

一次打井的时候，身为高中毕业的一个干部问：“你们算算这个井要挖多深才够我们整个生产队的用水？”霍东龄算不出来，这让他感到了知识的贫乏。正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开始慢慢改变霍东龄的一生。在海南的第三个月他开始托亲友寄来书，每天劳动过后就在煤油灯下学习，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六年。

77年底恢复高考给了像霍东龄这样憧憬大学生活的知青一个跨越自我的机会。霍东龄回忆说：“77年刚恢复高考时，还没有划分什么重点非重点，我们也不懂，因此报志愿的时候比较盲目，第一志愿反而比较容易进，华工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因为我的成绩不错，因此就被华工先录取了。当时下乡已经有7个年头了，“过海就是英雄”，能上学就满足了！还挑什么！当时在我们那个县参加高考的有一万多人，第一批体检的只有18个。当得知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批体检就意味着已经被好的学校录取了。我觉得进入华工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缘分。”

录取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霍东龄的录取通知书寄错了地方。他本来买好了一只鸡、一只鹅，在海南的西联农场等着开庆功宴的。结果通知书却迟迟未来。等到那买来的鹅下了第九个蛋的时候，霍东龄的通知书才姗姗来到。他被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录取了，要知道这是当年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专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

勤学上进的一代

入学之后，班上的同学很快就适应了学习的环境开始有意识地去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是四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锻炼意志。霍东龄给自己提出“三戒”：戒电影、戒电视、戒娱乐。他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当时的学习条件比不上今天，但那一届的学生却特别珍惜在大学学习的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会排队去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以满足大量学生的需求。

霍东龄回忆说：“当时学生很多是靠自我管理的，拿宿舍卫生来说，我们的宿舍搞得非常干净，每天都有人负责打扫宿舍卫生。当时我们一个宿舍7个人，那时候宿舍楼层的公共厕所都是各房学生轮流打扫的，现在恐怕很难想象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强，不仅打扫卫生，还主动到食堂帮厨。”

事实也应证了这一点，当年的华工50177班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人物，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优秀的学生干部

霍东龄进入大学后由于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很快就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接受采访时，霍东龄语重心长地说：&ld

来源：人人网